1924年2月19日，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武汉大学外文系结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讨，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建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拜访教授，德国柏林自在大学客座教授。教育、著作，论说谨慎；编选、翻译、出书文学谈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著作英译推介至西方国际，卓有奉献。
高三时，我决计考大学只填三个自愿：榜首自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自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自愿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我期望上大学能够远行独立。传闻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自愿，当年的南开精力较为过度自傲，但好像也很少失利。我之所以挑选哲学系，乃是天真地想向父亲应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能够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究人生深奧的含义。下定决计后，从此经心预备读哲学系，连我最敬仰的孟志荪教师劝我读中文系，我都不听，还力陈浅见哩。
我记住咱们预备联考，也和现在的考生相同辛苦。南开中学里有许多学生更辛苦，由于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重庆，只能以校为家，所以校园的自修室每天敞开到晚上九点，乐意的学生能够留校读书，直到联考完毕。不过不许点灯，由于怕火灾，虽如此咱们仍是喜爱去校园读书。我家就在沙坪坝，但我也到校园念书。当年联考也是七月，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极热，我记住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可是咱们仍旧是坐在那椅子上拼命读，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
靠着英文和国文遮补了奇惨的数学分数（只要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自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但第三自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放榜后不久，来信告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欢迎我前往就读，可是我其时一知半解，固执“寻求真理，考虑人生”，决计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教师劝说，仍转入外文系，终身命运似已天定。终我终身，人生、真理好像都非我考虑能解。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开端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果编班，最终以一同考试算成果作晋级或转系的规范。武大没有医学院，一向以外文、经济、法令和电机系为最抢手科系，筛选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公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榜首名，分数很高。我传闻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由于心中只想着怎样对爸爸妈妈说，答应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赞同，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拾掇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咱们都要回家了。我面对这终身榜首次自己要处理的难题。
第二天下午，宿舍门房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告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其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侥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阴森深远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教师四十七岁，在我那个年纪人的眼中，一切逾越四十岁的人都是“白叟”)也没什么慈祥的笑脸。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可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榜首名，你为啥不转外文系呢?”
我说我的榜首自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结业的时分，父亲和孟教师都期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何需求“读”哲学系，现已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答复在他听来大约适当“天真无知”(我父亲已含蓄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当地，教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教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好像没有研讨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能够旁听，也能够终身自修。可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教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根底才能够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能够多想想再决议。你假如转入外文系，我能够做你的导师，有问题能随时问我。”
回到家当然要和爸爸妈妈商议转系的事。爸爸虽未明说“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但他说，你爱情重于沉着，念文学较为恰当。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上一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许多，我也很想去，假如战役成功，我也能够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国际战局虽大有起色，咱们国内阵线却挫折连连；湖南沦亡，广西危殆，贵州亦已不保，“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尽管也远，究竟仍在四川，我照料你比较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请求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咱们悬念，形势如变更坏，咱们一家人至少能够在一同”
在这期间，我也曾讨教《时与潮文艺》的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朱光潜先生的主张。孙先生其时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极受我父亲的尊重。在他掌管之下，《时与潮文艺》登载沈从文、巴金、洪深、吴组缃、茅盾、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王西彦、碧野、臧克家、徐等的新著作，他们不只其时广受读者欢迎，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惋惜抗战成功不久国共战役即起，我父亲已无力支撑三份期刊，《时与潮文艺》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孙先生说：“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态度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走运的事，况且他亲身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示，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分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留意到你的这种缘分。”
孙先生的剖析使我下定决计回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教师的“英诗”全年课，虽是严重面对应战，却也有些定心效果，我马上开端刻苦。朱教师用其时全国际的规范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但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要六本讲义，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番按课程进展先抄诗再上课。我去嘉乐纸厂买了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暗淡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教师的指引。一年欢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营生，七年无消息。诗人隔着沼地，每夜听见她呼喊儿子姓名：“Where art you，my beloved son,…”（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朱教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咱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我国古诗有类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刻居然语带呜咽，略微中止又持续念下去，念到最终两行：
教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忽然把书合上，箭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惊诧，却无人开口说话。
或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年代，坦率体现爱情是一件奢华的事，关于依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谈论的意外，乃至是感到侥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二十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课程时，《英诗金库》已彻底被新年代的选本替代，这首诗很少被选。不同的年代流不同的眼泪。可是朱教师所选诗歌大多数仍在今天各重要选集上。
成功日不久，各级校园行将开学，教育部公告说战区各校多遭日军损坏或征用，校舍设备须待修正，迁至大后方各校留在迁居地，待下一年暑假复员原校，本学年按学历开学，安心上课，详作复校方案。
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延聘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我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刻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其时全城电力没有康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好像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成功，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十分仰慕。可是其时绝未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务拜谒钱先生，且有二十年独自讨教、畅谈、倾听的缘分和侥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彼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寓居讲学，书院研讨者一百人，亦曾请钱先生讲演。钱先生晚年回想当年有一段时刻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晚餐，“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校园的气氛全变了。本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现在好像涣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涯海角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都有着广大的作业抱负(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现已笼罩到一切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乃至文学书刊都好像非左即右，连最朴实的学术讲座也因“行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态度。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教师已辞掉院长作业，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咱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宅院，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教师扫枯叶。”朱教师马上阻挠他说：“我等了良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能够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响。这个回忆，比读许多秋天境地的诗更为生动、深入。”由所以同一年的事，我终身都把那一宅院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同。在我父亲逝世之后，更加上济慈的《秋颂》，深感年月凋谢之悲中有美，也一同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档次的启示。
初度踏进闻名的武大校园珞珈山，充满了绝望。它不只满目荒芜，且是被日本人与村邻损坏成不宜寓居的情况了。
在四川的时分，总听教师们说宫殿式的修建多么宏丽，面对的东湖多么众多美丽。可是一九四六年九月我找到女生宿舍的时分，工人仍在赶工装窗玻璃和木门。我被分配在最终一间，同室原有同班的况蜀芳，在校四年，她一向对我很好。不久后，复学的谢文津由山西来住。
那一年间咱们三人一同上课，周末常常搭渡轮由武昌到汉口去，在沿长江边大街的地摊上买美军军用剩下罐头，最常买大罐的冰淇淋粉，回宿舍冲开水喝，替代比较贵的牛奶。冬季晚上舍监查房之后，悄悄生个小炭火盆烤许多不同的东西吃，小番薯和白果真是人世甘旨啊，比起乐山宿舍日子，简直是殷实了。
一九四七年的我国，恰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蚂蚁搬迁东西南北地奔驰却又似看不到往来不断的意图。咱们外文系的教师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潜教师已在北大文学院谋划新局，他临行延聘吴宓教授来武大做系主任。
吴先生未随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而来到武汉，大约是与朱教师的私谊。我大四这一年选了他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与人生”，敞开全校选读，传闻是他当年由哈佛大学回国在清华大学开的很闻名的课，在武大重开也只教了两年。他自己读书既多，抱负又高，所列课程纲要和讲课内容真是纵横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当可早启我国的比较文学研讨。惋惜一九四七年的学生多是忧心如焚，在实际中找不到安排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样能单纯地寻求被称为“实际主义的品德家”的抱负。
我所记住的吴教师，更明显的是他为本系三、四年级开的“长诗”，似是接续朱教师的英诗课。
吴教师开学后宣告接下辅导朱光潜先生导生的论文，包含我的。朱教师去北大临行前曾告知他，我很想进一步研讨雪莱或许济慈作论文标题。朱教师很可能也告知他，我正困在哀痛中走不出来——教师们背面也会谈到关怀的学生们的“私情”吧!
吴教师主张我以雪莱的长诗Epipsychidion(希腊文，意为“致年青魂灵”)作论文，我写信请爸爸托人在我找了一本，由于校园的图书还没有彻底恢复。《时与潮》已在上海复刊，主编邓莲溪先生是外文系身世，后来碰头戏弄我说：“怎样研讨起雪莱的爱情观来了，本来是换了吴宓做辅导教授啊。”我收到书先翻了一阵，觉得雪莱那种恋爱观和我的“钟情派”不同，很想换济慈的一篇，可是时刻和常识都不行。
不久，吴教师召我去，把我拟的纲要简直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笔写了两页英文纲要，而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告知我，要朝一种逾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怜惜、悲悯，“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我尽力读一些相关的书，按教师修正正的纲要写了天真的初稿，四月中旬交上去，然后将修正近半的初稿，工工整整地手抄（其时没有见过打字机）成我的结业论文。
注：本文选自《巨流河》，齐邦媛著，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