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想法已经蔚然成风的话，那么胡风算得上是这种思想的鼻祖，看看下面的话就知道了。

  “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

  胡风事件牵连到2100多人，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胡风这个人长期以来与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客观地讲，他的很多理论带有隐蔽性。

  说得更直白一点，他是在马列主义的外衣之下，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影响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

  关于胡风的个人生平，这里就不再详细的介绍，从目前公开的资料中，你找不到有什么严重问题的地方。

  实际上，当年胡风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关部门查证过他的罪证，问题不是没有，但是要定为反革命罪比较难。

  胡风在1927年到1928年期间，先后在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科长，这一期间他写了一些文章。

  从这一点上能够准确的看出，胡风并不信仰，与其后来声称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的言论来看，胡风算不算一个机会主义者？大家自行判断。

  但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定胡风反革命罪，毕竟反革命罪要有明确的对革命政权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推翻革命政权，而胡风在这方面还没这个能耐，他的在文学理论上的主张虽然与我们不同，但还不至于定位反革命罪。

  当年没有查出相关罪证，我们现在就更无从查证了，我们仅就胡风本人的观点和言论来分析。

  1942年，老人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确指出文艺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工农兵服务，要深入群众，改造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

  但是胡风则不这么认为，他不承认文艺工作者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说白了其实骨子里就看不起人民群众，文人墨客怎么能为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服务呢？

  胡风认为文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自己的事情，他想创作什么是他自己的自由，是他自己主观的认知，不存在要由别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之说。

  实际上，胡风这种思想就是属于没有原则和立场的自由主义，那就也许会出现谁给钱我就为谁歌的情况，因为作家有自己的主观判断。

  老人家的主张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而胡风则不一定为人民群众服务，他还可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他将这种观点隐藏在他的文艺理论之中，也就是他说的文艺工作者的应该通过你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

  那么文艺工作者要说明呢？会不会需要钱呢？需要美女呢？需要虚荣呢？需要势利眼呢？只要是满足一己私欲的东西，都可以用他这个理论来掩饰。

  如果你不是坚定的者，不是像老人家、周总理那样一生为了这一个国家和人民的人，很难不被胡风的思想所迷惑。

  加上胡风与鲁迅交往较多，而很多人都会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认为鲁迅是我们推崇的人，那么和鲁迅交往的人也是这样。

  1951年3月，当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请老人家题词，老人家便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8月5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设立，请老人家给出工作方针，老人家便提出了“百家争鸣”。

  因此，当时即使胡风与我们的观点不一致，我们依然没有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手段，那么为何最终又出现了胡风事件呢？

  1951年11月，《【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刊登了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

  这是读者提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读者对胡风的思想并不认同。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一篇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实际上，当时的批判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行。

  说得更直白一点，民国都忘了，社会主义改造都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都开始了，你还在抱着之前的那套资产阶级思想，能适应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吗？

  然而胡风当时并未立即回应这些批判，却在一年后，即1954年7月，向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意见书”。

  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

  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

  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

  我们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人都在忘我工作，但有人偏要说我们落后，我们还有阴暗的地方。

  这就像今天我们全民都在同心协力抗击疫情时，有人不报道那些逆行冲到疫情中的医护人员，反而激励宣扬我们做得这不好那不对。

  胡风这一做法，在形势上其实是一种挑衅，非但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反倒要求我们来迁就他。

  但一个作家还犯不着中央介入或直接出面，于是把胡风的《意见书》交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让文艺界自己拿出处理意见。

  中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连续几次联合召开扩大会议，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所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

  胡风也参加了扩大会议，他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文艺报》的错误“是我们战线的失败”，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是他一向反对的“庸俗社会学”，过去“肯定、否定、否定、打击和捧场绝大多数都是从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出发的”。

  你听胡风的说话，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有一种卖弄文人那点所谓的高雅，但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不说人话。

  从这里能够准确的看出，如果说我们在帮助其改造自己的话，那么胡风显然是不接受这种改造的，不但不接受改造，反而认为是我们做错了。

  这一点跟现在有些人吃着中国人的饭，却骂中国人不好的人，并且要你自毁保卫自己的武器，以取悦于敌人，何其相似。

  老人家后来对会议和胡风的发言有所耳闻，认为这已经不是“小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反党反人民”。

  从读者的批判，到文艺工作者的批判，到文联和作协的批判，陪跑的人够多了吧，挽救一个人也够仁至义尽了吧，但胡风依旧拒不接受，还要认为你们都是错的，我一个人才是对的。

  1月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老人家指出，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这些信件用了大量隐晦、影射、谩骂等曲笔表述，同是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如果是意见或见解有与他们不同的人，他们就给对方起代号，而这些代号只有胡风这个小圈子内部的人才明白。

  一个正常人写信为何需要用这些隐晦的暗语呢？显然只有心怀鬼胎和怀有不可告人目的之人，才会玩弄这些伎俩，如果是光明磊落的人，就不会搞阴谋诡计。

  对胡风的定性一开始还是“搞宗派的文艺小集团”，到后来“反党集团”，当老人家看到这些信件时，不能不认为这是“反革命集团”了。

  老人家将《文艺报》关于舒芜提供的材料拟的题目做了更改，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亲自写了按语。

  6月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2100多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今天有人看到这段历史，认为不可思议，觉得一个写文字的怎会是推翻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只能告诉这种人，你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你没有见识过波匈事件，你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老人家用毕生精力将社会主义深入人心。

  胡风这位被定性为反革命的人，1955年批捕，却在1965年才被判刑，最终活到了83岁。

  公知总想往老人家身上泼脏水，说老人家迫害他们，而被迫害的胡风竟然活到了83岁。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苏共二十大：社会主义阵营地震》。